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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同学所做的，不过是在网上发布一段视频、几篇论文、几组数据，然后指认一个事实，某位学者造假了。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揭露的却远不止是个别学者的学术不端，而是一群学者的生存困境。

一、学者之死

有的人活着，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这是臧克家的著名诗句，言外之意是人的命不只一条。学者理应如此，我以为，学者的命有三条。

第一条是自然生命，就是生物学上的活着。这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。清华的那句口号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，说的就是要珍惜这条命。

第二条是专业生命，就是一个人在学术圈里的职业身份。这包括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，掌握了专业知识，具备了研究能力。学位、职称、头衔等等，是这条命的外在标志。

第三条是伦理生命，这是根植于学术主体性的精神生命。它不以论文、项目、头衔为标志，而是以四种品质为内在支撑：

第一，诚实。学术活动的本质是追求真理。而追求真理这件事，本身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事实、对证据、对自己的局限保持诚实，不能为了凑结论而篡改数据，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个结果就忽略它。所以：学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真理为指向的探究活动，由此产生诚实的要求。不诚实的学者，不是真学者。

第二，敬畏。学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有限的生命、能力与认知去承载无限的未知与真理的探索过程。这个过程中的学者是谦卑的，即意识到自身的有限，清醒地知道任何结论有可能出错，所以不会骄傲，更不会狂妄；这个过程中的学者是崇敬的，即承认大于自身的真理、未知、知识传统、学术良知等事物的超越价值，由此可以走出自我，进入更大的意义秩序之中；这个过程中的学者有一种主动的精神姿态，谨慎地接近真理，负责任地回应问题。所有这些，就是学者的敬畏。缺乏敬畏的学者，不是真学者。
第三，担当。学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项面向公共的事业，它关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福祉，也对社会负有责任，由此产生担当的要求。对内而言，维护学术诚信，参与学术服务、培养后学等等，这是共同体存续所必需的公共品；对外而言，在公共议题上发声，不利用专家身份为利益集团背书，当学界出现学术不端，要敢于站出来揭露和批评，如此等等，都是社会责任的体现。缺乏担当的学者，不是真学者。

第四，专注。学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有限的注意力与时间资源，去对抗纷杂的信息、思维的惯性及外部的干扰，从而在深度的沉浸中逼近问题本质的艰苦劳作，由此产生专注的要求。专注是把全部心思都用来钻研一个问题，看起来好像错过了一个亿，但恰恰是把事情想深、想透的力量来源。缺乏专注的学者，不是真学者。

总之，真诚、敬畏、担当、专注共同支撑起学者的伦理生命，它们的缺失，意味着学者伦理生命的结束，也就是所谓的学者之死。

二、谁杀了学者？

这是一场没有凶手的谋杀。没有哪个校长、哪个期刊主编、哪个基金评委是主观上想杀死学术的。每个人都在按规则办事，每个人都在为系统的运转贡献力量，而系统的整体效果却是学者伦理生命的死亡，这就是现代学术的悲剧。

第一，直接根源是单一导向的评价体系

现在评价一个好学者，主要看三样东西：论文、项目、“帽子”（如长江学者、杰青等头衔）。其他的，比如教学、社会服务、学生培养，甚至知识本身的真伪和深度，在评价体系里，要么被折算成论文的加分项，要么根本就不存在。

学术活动本来是有明确意义的，人们因好奇而探索，因追求真相而做研究，论文只是研究的自然产物，研究者有了新发现、新论证或新解释，就把它写下来，发表出来。但“唯论文”的评价体系把这个关系彻底颠倒了。它把论文从附属的结果变成了核心目标。于是，SCI论文多少分，国家级项目多少分，省部级奖励多少分，这些分数的加总，决定着一个学者的职称、名誉、头衔和体面。如此以来，以求真问道、探索未知为使命的创造性学术活动，就被降格为标准化、可计数、可考核的计件生产劳动，如同工厂以产量核定工人价值，因此此重构了学术的价值逻辑与行为逻辑。

事实上，任何职业都需要评价，学术也不例外。问题在于标准太单一。在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的压力下，伦理上的差别，真诚还是自欺、谦逊还是傲慢、担当还是冷漠、专注还是浮躁，都被抹平，甚至倒置了。

第二，深层根源是三重机制的叠加闭环

问题是，这套单一导向的评价体系何以如此强大，以至于能支配和破坏整个学术生态？

一是技术量化的机制。技术量化把复杂、多维的学术贡献压缩成几个可比较的数字，让谁好谁坏一目了然，这在职称评审、项目审批、人才选拔上，给管理者提供了决策的客观依据。但与此同时，技术量化牺牲了学术判断的丰富性，深度、原创性、启发性、严谨性，这些无法被数字捕捉的品质，在技术量化的视野里都被忽略了。

二是资源零和的机制。经费、职位、博士生名额、实验室空间都是稀缺资源，一个人的获得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去，这意味着学者们被卷入一场零和博弈，从而制造出“不达标就出局”的竞争压力。这迫使学者们，不管是大咖还是青椒，都把追逐指标当作首要目标，学术志趣就这样被资源导向绑架了。

三是绩效管理的机制。绩效管理把“必须发论文、必须达标”变成日常的、可操作的考核节点。深度研究本来需要慢，慢思考，慢阅读，慢实验，慢验证，而绩效管理要求快，快出成果、快发表、快结题。这迫使学者去选择安全而又快捷的路径，譬如：跟风热点、重复已有的套路、做增量研究，如此等等，却不敢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真正的未知。

这三重机制不是各自独立运作的，每一个环节都为下一个环节提供动力，每一个环节的强化又反过来巩固其他环节的霸权，在这个闭环里，学者把自己的研究节奏、选题方向、价值判断乃至道德底线，都调整到符合这个系统的要求。于是，单一导向的评价标准变成了学者的生存逻辑。

第三，终极根源是学术祛魅带来的意义真空

学术的外在压迫如此之重，学者们为什么不反抗？甚至还心甘情愿地主动配合这套系统？这种心甘情愿无法用外部压迫来解释，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东西，即现代性祛魅带来的意义真空。

韦伯用“祛魅”描述现代性的核心特征，世界从充满神秘、意义、神圣性的状态，被理性化和科学化剥去了魔力。在学术领域，祛魅意味着，对“真理”的信仰的动摇，对“学术作为天职”的信仰的动摇，对 “知识必然带来进步”的启蒙信念的动摇。如此以来，学术活动失去了神圣的光环，变成了一种与其他工作无本质差别的工作。 当学术不再拥有内在的、不容置疑的价值时，学者就失去了抵抗外部压力的精神支点。

于是，一个微妙的转变发生了。评价标准从内在价值转向外部指标。既然我不能确信我的研究是不是真的有价值，那我至少可以用期刊等级、引用次数、项目经费这些外部指标来证明它的价值，而且这些指标至少是客观的、可比较的、社会认可的。结果就是，学者开始用系统给的尺子来衡量自己，并真心认同这把尺子的合法性。

三、学者的“重生”

人死如灯灭，但伦理生命是有重生的希望的。

第一，让评价回归学术本身的价值。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做到三点：一是学术评价应该服务于激发学者的内在动机，而不是用外部奖惩来置换内在动机。二是学术评价应该有利于学者的独立专业判断，侧重同行评价，而不是取决于外在的量化评价。三是学术评价应该有利于学者的本真身份认同，以研究领域、学术问题、治学追求来定义自我，而不是依托职称、头衔、发文数量、项目资源构建自我身份，譬如，一个学者在自我介绍时，首先是说我是研究伦理学的，而不是我是二级教授或者长江学者。

第二，打破三个机制的自我强化闭环。技术量化、资源零和、绩效管理三者联动，让学者陷入到了指标追逐、资源焦虑、时间碎片的恶性循环里。所以，针对深层根源的解决方案，核心在于切断这三个环节的相互强化链条。一是把技术量化从判决的依据降格为辅助性的参考。 量化指标可以用于初步筛选，但评价的重心应该回到同行对研究内容本身的实质性判断。二是改变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。 学术资源的根本属性是公共品，它的分配应该服务于整个学术生态的健康，而不是仅仅奖励那些大咖。应当建立基础保障与竞争性支持的双轨资源分配体系，其中基础保障部分是非竞争性的稳定支持，重点扶持青年学者和冷门领域的研究，让学者不必为了生存而去追逐热点。三是重构绩效管理的逻辑基点。学术生产的周期有高度不确定性，无法被标准化为统一的任务单元。强行用短周期考核来切割研究进程，本质上是把创造性劳动降格为流水线作业。所以，学术管理应从短周期的催促转向长周期的支持。上述三个方面的协同改革，可望重塑健康的学术生态。

第三，为学术重新赋予内在意义。这不是通过返魅退回前现代，而是唤醒学者对学术活动本身内在价值的感知，重新学会对真理的敬畏、对知识传承的担当、对社会福祉的关怀、对未知的谦卑与好奇。这种唤醒，离不开三种精神品格的培育：其一，以学术本身为目的的纯粹热忱。 不为职称、项目、头衔而研究，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值得追问。这是敬畏真理与好奇未知的内在动力。其二，将学术视为公共事业的伦理自觉。 研究不只是个人的智力游戏，更承载着知识传承的责任与社会福祉的关怀。这要求学者走出自我，服务他者。其三，在对话中保持真诚与宽容的交往品格。 承认自身有限，尊重异见，愿意被更好的论证说服。这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石。可以相信，只要三者合而为一，意义就会在学者的真诚探索中自行呈现出来。

本文原刊于《道德与文明》2026年第4期。

曹刚，无码a片 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